司法心理學家凱莉·戴恩斯分享他一個親身盤問犯人的經歷。由於他是心理學家，所以他在查問的過程中運用了一些心理技巧，值得大家參考。警方懷疑疑犯霍岡曾經干犯了一宗入屋謀殺事件，但警方雖然經過調查發現疑犯很大機會就是案件中的兇手，但他們苦無明確的客觀證據，未能夠成功入案。於是，警方就希望拜恩斯能夠提供協助。
拜恩斯承接這案件後，首先查看了警方拘捕霍岡之後的審問內容。她發現警方在查問過程中採取了進取和直接的質問方式，例如警方問：「你可否解釋一下，你為什麼會有受害人的手錶呢？」聽到警方質問，霍岡往往會展示出極度自我保護式的回答方式，不斷帶着警察遊花園。例如回應警方以上問題， 霍岡回答說：「我不太記得了，我曾經跟過很多人買二手物品，或許這隻手錶是我從某人買回來的。」這樣模棱兩可的答案讓警方得不到明確的資訊，又覺得自己正被疑犯玩弄，所以他們採取更加激進的查問方式。凡事是雙向的，當警方採用更加激進方法時，霍岡表現得更加不合作。以下是警察和霍岡的一段對答。
警察：「你殺了他？對嗎？」
霍岡：「不是我。」
警察：「你是在床上打死受害人的。」
霍岡：「不是我，我並沒有打任何人。」
從參看警察和霍岡的對話影片中，拜恩斯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每次霍岡表達完自己意見後，都會輕微點一點頭，然後兩隻手放在胸前，這兩個動作加起來雖然不明顯，但顯示霍岡明顯正在講大話。
當然，作為專業心理學家，拜恩斯並不能因為霍岡這肢體語言，便確定他就是殺人凶手，他必須用更精密方式進行調查。拜恩斯提出建議，要求警方採取被動的詢問方式，也就是說在審問過程中多一點讓疑犯擔當主導角色，讓他領導審訊過程。警方由於已經多次試過步步進逼的審問方式，也未見成效，所以他們也樂於採取拜恩斯的方法。在新一輪審問中，負責審問的警察盡量讓疑犯發言，並主導審訊過程。期間，疑犯提到自己十分關心自己在貨倉內存儲的古董武器，他知道如果自己被判刑的話，這些古董武器就會被銷毁，他認為這個決定對他來說是十分不公平的。他提到：「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們竟然會燒毁這些東西。因為那些東西根本沒有違法，不是嗎？這些古董武器真的已經被銷毁了嗎？」這時候，霍岡不知道自己這段對話已經暴露自己弱點，警員開始想：「為什麼霍岡會那麼關心那些古董武器呢？難道這些武器和案情有關？」警員一直保持沉默，讓疑犯在審問過程中暢所欲言，偶然，警察會追問一兩句：「那麼你真的有殺了受害人嗎？」疑犯依然會簡單回覆：「沒有」但在對話過程中，警方由於疑犯多次提到那些古董武器，顯然有點「無屍顯見屍」，而且在徵詢過程中，疑犯身體語言已經出賣了他，現在警方只需要仔細翻查一下疑犯的古董武器，必定能夠水落石出。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警方重新審視一次本身和案情並無太大關係的貨倉，結果在一個洗衣袋內發現了少許受害人殘餘血跡，因此能夠成功找到證據將疑犯入案。
這個真實案例告訴我們懂得心理學的重要，有時候和對手談判，強勢並不是最好的方法。當我們對別人強勢，別人必定會對我們作出相應的強勢，正如我打你一拳，你必定會還手。相反，有時候我們如果主動讓別人主導過程，自己只是在被動角色聆聽和觀察對方的表現，我們能夠獲得的資訊將會更多。其實這個道理十分簡單，當我們主動出擊，就等於將我們的策略表露人前，人們自然能夠作出相應調整。相反，如果我們在談判過程中保持沉默，我們就在黑暗的一方，靜靜等待對方露出破綻，坐享漁人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