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利用人名為機場命名代表這人對於這個地方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國巴黎有一個戴高樂機場，可見戴高樂對於現代法國貢獻有多大。戴高樂是法國二戰時代表法國的領袖，他一直帶領自由法國流亡政府，為求復國。在戴高樂眾多特質中，讓筆者最津津樂道的是，戴高樂作為一個流氓政府的領導，他居留於英國但依然保持着一貫的傲骨。他並沒有表現出「落水狗」形象，反而一直堅持着自己想法，有些事情更加會對英國首相邱吉爾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幸好，邱吉爾不是一位記仇的人，對於這位高傲的盟友，他沒有加以為難，這方面看出邱吉爾的胸襟，也看出邱吉爾對於大局為重的態度。
隨着政治形勢發展，美國政府日漸體會戴高樂將會在法國政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起初美國對於戴高樂印象並不好，甚至不希望和戴高樂結成盟友，但世事往往未必依着我們編訂的劇本發展，羅斯福知道自己必須要接受戴高樂，於是他多次表示希望戴高樂能夠到訪美國，好讓他們靜靜坐下來談談大家的想法。說實話，美國是當時的強國，法國則是一個已經被德國佔領的國家，戴高樂作為一個流氓政府的主持人，地位當然不能與羅斯福平起平坐，他主動前往美國也是理所當然。但戴高樂有神來的勇氣，他多次拒絕前往美國，其後美國也沒有再理會戴高樂是否有興趣到訪美國。1944年，盟軍正策劃諾曼第登陸戰，英國希望戴高樂將軍能夠在諾曼第登陸戰後主動到訪華盛頓，和羅斯福見面。但戴高樂淡淡地回覆說：「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我留在英國比前往華盛頓好。」
這時候，邱吉爾回覆說：「現在你代表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只是過往一段短時間內由一班少數人建立的，你當然有選擇不前往美國的權利。但我必須提醒你，現在英美國家正冒着幾十萬人犧牲的風險解放法國，顯然對於法國未來將會有一定影響力。」聽到邱吉爾這樣說，戴高樂態度明顯軟化，表示自己願意前往美國，但是他希望英國能夠以自己影響力要求羅斯福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戰後擁有法國的管治權。邱吉爾馬上回答說：「如果你想借這次見面作為要求美國答應你戰後獲得法國的統治權，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想要求美國承認你的組織是美國和法國未來通話的對口單位，這則是可以的。」而且邱吉爾提到在日後英、美和法國之間出現的議題，英國一定站在美國一方。
上面的對話，彰顯了邱吉爾的智慧。首先，他並沒有強迫對方作出一些違心的決定，他讓對方自行權衡利害，然後作出決定。當然，戴高樂聽起上來可能有一點被威脅的感覺，但現實世界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是不變的定律，但邱吉爾始終還是給予戴高樂選擇的空間。另外， 對於戴高樂無理的要求，邱吉爾斷然拒絕，戴高樂不能展望一場見面便獲得美國支持成為法國戰後的領導人，一來邱吉爾並不能代表羅斯福作出決定，二來邱吉爾不想戴高樂利用會議作為威脅自己的籌碼。同時，邱吉爾關顧着戴高樂是自己在二戰中長久的朋友，他表示願意為戴高樂穿針引線，讓羅斯福視由戴高樂帶領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為對口溝通組織，某程度上也是承認了戴高樂的地位。
從這個事例中，我們發現邱吉爾很善於分辨形勢走向，他明白人們在合作過程中重視利益，只要提出對方關心的利益，就不用擔心對方不配合。觀察力和對大局的宏觀觀察力就是成功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