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爆發前，歐洲各國盛行綏靖政策，希望透過容忍方式滿足希特拉入侵弱國行為。英國及法國等國家更加認為主動削減軍備能夠有效達致國際和平。結果，在缺乏精銳部隊情況下，法國在不足一個月便淪陷了，英國相對較好的是和德國相隔了英倫海峽，進攻英國需要倚賴空軍。但是，英國在戰爭初期也有經歷一段艱難歲月，邱吉爾之前的首相大幅削減軍備，他接任初期，英國只有45架可用的戰鬥機，試問又怎能夠和德國高速發展的空軍抗衡呢？這時候有人問邱吉爾：「你會想懲罰之前政府的主事人嗎？就是因為他們的政策，導致英國缺乏足夠軍備抵抗德國。」這時候，邱吉爾淡然說：「除了敵人，我現在並沒有興趣懲罰任何人。」
邱吉爾這段對答大方得體，說明他早已看穿全局，明白利害關係。很多時候，當問題出現時，人們最喜歡的做法就是找人背上黑鑊子，然後將所有過錯都推在他身上。但這樣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一個人背上所有罪名，會對解決現在困境有幫助嗎？我們是想找一個發洩對象，還是想將問題徹底解決呢？邱吉爾清楚知道二戰是由德國發起的，他眼中的敵人只有德國，至於前任政府作為雖然有所偏差，但他們都不是災難的始作俑者，前任政府成員也是忠心衛國，實不應該因為第三方發動的戰爭而遭受責罰。邱吉爾這種胸襟得到人們甚至前朝官員的敬重，前首相張伯倫本身就是綏靖主義的堅實支持者，但他在邱吉爾邀請下繼續留任內閣，直至死的一刻。邱吉爾的胸襟讓政見和他不同的人也願意和他合作，這是很高的境界。正常人心理都希望其他人能夠附和自己意見，尤其是領袖，因為當別人提出相反意見時，我們需要大費周章解釋和處理分歧，自己的建議更加有可能被對方排斥，但缺乏別人的鞭策會導致我們進入思考盲點 ，未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事實上，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當人們詢問邱吉爾會否對於發動戰爭的德國採取報復行動。邱吉爾回答這人說：「發動戰爭的只有希特拉及其相關官員，其他生活在德國的平民百姓和我們一樣只是受害者，而且他們的情況比我們更差，因為他們不能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但卻因為生活我在當地，他們不得不附和政府立場，他們的情況其實比我們更可憐。」由此可見，邱吉爾不單止體恤本國的政治家，就連別國的平民百姓也有所關顧，這種胸襟並不是一般人能夠比擬的。
